大概是2014年，有人找到我，說要做一個中日韓三國的繪本項目，文字由我來操刀，畫家嘛——他們告訴我一個名字：徐燦。咦，好耳熟的名字！我隱約記得在第三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頒獎活動期間見過這個人。於是我找出躺在抽屜深處的名片夾，一張張飛快地翻起來，終於找到了——的確是同一個「徐燦」，某出版社美編。

當時的頒獎活動，這個叫“徐燦”的人就坐在我旁邊，她正和她的一個女同事討論著主辦方發的圖畫書。看到她手裡拿的是湯姆牛的《下雨了！ 》，在一旁沉默良久的我終於忍不住問她：「請問，這本書到底好在哪裡？」她略帶嫌棄又一臉熱情地說：「我給你講一遍哈！」於是她快速翻動書頁，用一種「上課鈴快響了時間來不及了」的語速，把《下雨了！ 》從頭到尾給我講了一遍。每頁保守估計用時5秒鐘。

經她這麼一講，我還真的領會了湯姆牛的創意，從此愛上了這本書。但徐燦到底長什麼樣，我卻有點想不起來了，可能當時我正全情投入在她繪聲繪色的講演中，無暇顧及其他。我只記得我們交換了名片，我告訴她，我是一個寫故事的人。所以，我對徐燦能否認出我來表示嚴重懷疑。

為了那個「三國」繪本，出版方組了一個飯局。遠遠地，徐燦走過來了，面無表情。我說我是孫玉虎，我們在豐子愷獎的活動中見過。她說我記得你。我表示驚訝。她說，我的圖像（人臉？）記憶能力很強。於是我對她有了那麼一丟丟崇拜。然後她拿出她畫的《老鼠嫁女》，借鑒了皮影戲的造型和色彩，於是我對她的崇拜又增加了幾分。

當時那個飯局上還有中西文紀子，徐燦就是經她介紹給出版方的。我那時候剛闖入圖畫書世界也就兩年，不太懂這些人是什麼來頭。我只記得中西小姐有一張像福原愛一樣的娃娃臉，我們在路邊等車的時候，她會獨自走到一邊安靜地抽完一支女士香煙。我當時在心裡默默地想，這個女人好酷啊。後來我才知道，中西小姐就是《荷花鎮的早市》和《迷戲》的編輯。

哦，那個「三國」繪本的設定是這樣的：一個小男孩，分別到中、日、韓三國旅行，從而串起三個國家的風土人情。第一個故事發生在北京，由我來寫文字。然後日本和韓國再接龍下去。出版方告訴我，這是外交部的項目，目的是為了促進中日韓三國的睦鄰友好關係。等書出版之後，會邀請各國的首腦來推薦。說到這裡，出版方可能自己也覺得請到各國首腦不是很現實，於是馬上改口為各國首腦的夫人（韓國除外）。他說：「中國請彭麗媛，韓國請朴槿惠，日本請……哎，就請日本天皇的夫人吧。——想想看，你是中國版的文字作者，到時候你就一戰成名啦！」

聽著這些話，我內心冒出一萬個“excuse me”，尷尬又不失禮貌地微笑著。雖然這真的是外交部托辦的一個項目。

為了這個項目，我、徐燦和中西小姐，在某個週末一口氣遊覽了故宮、中山公園、前門大柵欄。就是那一次，中西小姐帶我們去了美術館後街亮果廠胡同一家名叫“老宅院”的烤鴨店。後來“故宮—中山公園—老宅院”成了我領外地客人遊覽北京的經典路線，因為逛完剛好可以趕上吃午飯。那天下午我們去了大柵欄，那是我第一次去大柵欄，我們每人買了一支吳裕泰的抹茶甜筒，看了布鞋店、絲綢店、茶葉店、醬菜店、古玩店、文房四寶店，還看了在馬路中央往往返返的觀光小火車。

可惜，不久之後，中日韓三國的關係越發緊張起來，「三國」繪本被叫停了。我加了中西小姐的微信，卻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因為她沒有朋友圈；我倒是經常給徐燦點點贊，證明我還活在她的朋友圈裡。我們誰也沒有再提起那個關於「三國」繪本的偉大構想。

三年之後，我在另一本圖畫書的版權頁上看到了“中西文紀子”這個名字，那本叫《盤中餐》的書後來拿到了第五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首獎，中西小姐是特約顧問。

後來我認識了一些朋友，當我們談到圖畫書的時候，無意中發現我們都曾參加過2013年那次豐子愷獎的頒獎活動。 2013年，那是第三屆。有時候我會想，為什麼偏偏是第三屆，而不是第一屆或者第二屆。

我本人是2012年開始走進圖畫書世界的，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我跟圖畫書的相遇源於一次跟朋友的打賭，是偶然。實際上，也是必然。在此之前，豐子愷獎已經評選了兩屆。我至少看過或者聽說過《團圓》《一園青菜成了精》《躲貓貓大王》。

尤其是《躲貓貓大王》，可能很多人是因為它得了豐子愷獎才知道的這本書，我不是。我很早就知道《躲貓貓大王》了，它的前身叫《小勇》。而早在2004年，我就通過文字認識了它的作者張曉玲。 《小勇》只是她很小很小的一個故事，她真正的才華在她的那些數量稀少的少年小說裡，比如《海嘯》，比如《白鞋子》，比如《斐濟的陽光》。我永遠記得《海嘯》的結尾，合影上的少女站在最右邊，但眼睛仍在往右看，笑著，好像那里站著一個人；我永遠記得《白鞋子》的結尾，女孩決定用剩下的那隻白皮鞋做花盆，裡面種上蒲公英，當蒲公英的種子四散飄飛，一定很好看；我還記得在《斐濟的陽光》裡，女孩和她的小姨，兩人同蓋一條薄絨毯坐在卡車後面的車斗裡，星光灑在毯子上。

所以，當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圖畫書的時候，我無意中看到了第一屆豐子愷兒童圖畫書獎的徵獎啟事，就興沖沖地跑到天涯博客上對張曉玲說，拿《躲貓貓大王》去參加比賽吧，你一定能贏！那是我，一個張曉玲的忠實讀者，基於讀了《小勇》之後做出的最莊嚴的判斷。

△ 2009年的天涯帖子，有圖有真相

後來，《躲貓貓大王》真的贏了，它成為豐子愷獎評選以來唯一的評審推薦文字創作獎。那應該就是我對豐子愷獎最初的記憶，那一年是2009年。

此後四五年間，我都離豐子愷獎很遠很遠，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從來沒想過自己會跟豐子愷獎有什麼交集，直到2013年。

那一年我的運氣格外好，在同一屆信誼圖畫書獎中拿了兩個文字創作組佳作獎。這也是為什麼後來那個「三國」繪本的出版方會找我來寫腳本的原因。有了得獎的鼓勵，我對圖畫書的熱情更加高漲，自然關注到了那一年豐子愷獎頒獎的消息。

實際上，第二屆頒獎的時候我就注意到了。那是2011年，正是微博最火的時候，豐子愷獎在微博上搞了一個10進5的有獎競猜，我隨便瞄了一眼，看到有人負氣似的說：「我不知道誰會得獎，但我知道我不希望誰得獎。」但後來頒獎啊什麼的我從來沒想過要去圍觀，雖然地點就在北京。

那為什麼偏偏2013年我就從北京吭哧吭哧跑到南京去參加豐子愷獎的活動了呢？我想除了我也開始寫圖畫書故事了，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那一年豐子愷獎演講嘉賓請的是幾米。

幾米對我們八零後這代人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說我們小時候也有過圖畫書的啟蒙，那麼就是來自幾米的那些所謂的「成人繪本」。在學生時代，我們會把幾米的繪本作為生日禮物送給好朋友。我記得自己「斥巨資」買的第一本幾米繪本是《月亮忘記了》。想想吧，那是2000年初，一個蘇北小縣城裡的窮學生，居然捨得花二三十塊錢去買一本只有寥寥幾個字的繪本，簡直了！所以，當得知我有可能見到活的幾米，可以親耳聆聽他的演講時，我毫不猶豫地買了票，坐上了南下的火車。

那一次，幾米分享了他創作兒童圖畫書的心得，可謂“乾貨滿滿”。其實，幾米接受國外編輯的約稿，開始創作兒童圖畫書的時候，他已經大紅大紫。可編輯還是會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見，為了說服幾米，編輯還會拍編輯部的視頻發給幾米，為他加油打氣。這樣一來，幾米被感動了，只好乖乖地去改稿。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創作一本圖畫書是多麼的繁瑣和復雜，此後我看過很多關於原創圖畫書的創作分享，無論多麼反復和曲折，對我的震撼，都不及幾米分享的那一次。而且幾米是用一種幽默的方式來講的，格外吸引人。

在這裡，我必須莊嚴地告訴大家那幾本圖畫書的名字：《不睡覺世界冠軍》《吃掉黑暗的怪獸》《乖乖小惡魔》。

2013年那屆豐子愷獎還請了另外一位演講嘉賓：安東尼·布朗。

我對他的感情很複雜，像《我爸爸》《我媽媽》這類清清爽爽的作品我能夠知道它們的好，可是面對諸如《隧道》《大猩猩》之類的作品我就無感了。記得那次我坐在觀眾席上，看著台上的安東尼·布朗講他在作品裡藏了怎樣的玄機，我整個人感到非常煩躁。我從來不認為一個需要另加解釋的作品是好作品，那隻不過是給評論家們留一個飯碗罷了。

三年之後，我在上海看了安徒生獎50週年插畫展，當我站在安東尼·布朗畫的巨幅大猩猩面前，看著那纖毫畢現的一根根金色毛髮，我忽然被打動了。從那一刻起，我開始放下自己的偏執，試著去理解每一個創作者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