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一次到香港，参加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发布。

那是七月的香港教育学院（现名香港教育大学），到处是阳光和美景，礼堂里，每天都是讲座，一场接一场，老师们纷纷登台坦露心扉，谈论、分享图画书，我也蓦地退回到学生年代，忙做笔记，与身边的人交换感想，有时兴奋有时茫然。我看到小思老师和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两位老人在挚友般的拥抱后滚下热泪，看到夏日有空调冷风贯入的空气里依然温热如春，看到许多同仁相聚重逢时眼里对这个奖项的期许和深情，看到所有的人都在用各自的方言念出同一个名字——“丰子恺华文儿童图画书奖”。那一刻，我才明白，一个新生的奖项将从天而降，指引像我这样懵懂的人走向大海未知的深处。

2009年7月22日是百年不遇的日全食，也是首届丰子恺奖颁奖典礼。那天下午，我挺着大肚子站在窗前，眼见着天慢慢变黑，手机里突然传来好友从颁奖现场发来的短讯，只几个字：《团圆》首奖！我愣在那儿，接着太阳全部被吃掉，我也整个儿没入黑暗，连同脸上一时反应不过来的迟钝。已六个月大的女儿在肚子里拳打脚踢，摸着起伏的肚皮，我才知道，这都是真的，不是梦里。

因为肚子太大，连路都走不了，我没能参加首届丰子恺图画书奖，直到一年后的上海论坛。第一次见到柯倩华、宋珮、方卫平、朱自强等老师，他们是评委，也是我之前在书里见过无数次的名字。第一次与他们说话，不知道怎么开口，只记得话没说，脸就红了。

接下来的上海图书馆展厅，我很吃惊地看到《团圆》里的理发店被活生生搬到了眼前！我走进去，又走出来；我坐坐理发椅，又站起来研究面前的镜子；我摸摸柜子上的老式电视机，又拿起电吹风假装吹头……我不知道是自己变小了，还是回到了书里。

后来才知道，为这次立体展览，丰子恺奖组委会很用心地请来专业设计师，调度了各种道具，那把很老的理发椅费尽心思才找到，店门口小小的木马，也是很别致的细节，它们一下子把我的童年全勾了回来。在那间理发室流连很久，我舍不得走出来，感觉又回到了写故事的那段日子，怎么走也走不出，怎么走也不想走出来。

听说《团圆》一开始并不起眼，但在一次次讨论、一层层筛选中，它慢慢浮出来，集中了所有评审的目光。他们不认识我，他们眼里只有书。我没参加过任何评奖，这是第一次，我想也是最幸福的一次吧。就这么与丰子恺奖结缘，像一个在街上乱转、不知所踪的孩子，突然遇到一个牵他手的大人，对他点头微笑，指给他要去的地方，这让他惶恐不安又雀跃不已。

2010年去香港分享创作经历，与丰子恺奖的主席陈禹嘉先生和他太太相识。那时，奖项在大陆已众所周知，身边的人都在谈论它及其得奖书，可见其影响力。我将这消息告诉了他们，陈太太竟拍起手来，与陈先生相视而笑，脸上露出孩子般的开心。我看到了这个奖后面陈先生一家殷切朴实的心，那里只有简简单单的愿望，就是为中国的孩子优选原创好书。

丰子恺奖为推动从奖项出来的书，每年都会去各个城市组织阅读推广活动，只要他们邀请，我一定会扔下手上的事情，加入进去。不是为了自己的书有更多人买，而是因为当初陈先生夫妇那双明亮真诚的眼睛，那里面是对这个“新生儿”无限的爱和愿想，也因为在中国，有千万个家庭有同样的渴望，那就是看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本土优质原创图画书。我力量有限，但汇进丰子恺奖的团队里，又觉得有无穷的力气。后来我认识了奖项的顾问霍玉英老师，也知道了当年那个阳光灿烂的香港教育学院就是她的地盘。因为对图画书情有独钟，她在扶持丰子恺奖的同时，也成立了儿童文学文化协会，推出了香港的原创图画书奖，致力于发掘具有本土味道的好书，培育新人新作。

而大陆，在丰子恺奖的带动下，许多出版社、职业画家和作家，也都将目光投向孩子，形成重新认识、学习、研究、创作图画书的潮流。图画书成为一个津津乐道的话题。与此相应，大批阅读推广人涌现出来，他们中有妈妈也有专家，他们进入学校、图书馆、社区等场所，为孩子们读书、为家长解答阅读中的困惑……丰子恺奖，像那忽如一夜的春风，吹开了千树万树的梨花。

2011年的冬天，我收到柯倩华老师的来信，她像天使一样把一个好消息送给我——《团圆》入选了“纽约时报”年度世界十大童书，而且当年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厚厚的推荐书目，竟然从头到尾都用了《团圆》里的插图！她说，我们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我像又一次撞上了百年不遇的日全食，昏头昏脑，被幸福吞没。

出版英文版《团圆》的英国沃克出版社寄信来，特别抱歉地向我解释说，“纽约时报”的十大童书奖，只有画家有奖状，作家没有。其实我一点也不在意，书能走到更远的地方，得到国外读者的认可，是莫大的肯定，我心里只有满足和感恩。当然，这与丰子恺奖无形的推力有很大的关系，要不是当年得奖，要不是沃克出版社的总编辑来中国参加了丰子恺奖的论坛，《团圆》哪有这么大的福气？许多人开始读它，谈它，尤其每年春节将至，这本有福气的书就会被立起来，展放在书店的墙上，大红的颜色，那么醒目。丰子恺奖圆圆的标识衬映在封面上，像张孩子的脸，绽着金色的笑颜。

再见到陈禹嘉先生是2013年的南京。那一年第三届丰子恺图画书奖在南京师范大学开幕。晚宴时，陈先生站起来，说起丰子恺奖几年的历程，大家认真听，忽一下就感受到了这个奖一路的艰辛不易。最后他举起酒杯，问这个奖还要不要办下去，想都没想，大家一齐大声回答：“要！”他一开心，举杯而尽。掌声忽地响起，不知怎么，泪一下涌上来，我仰起头，只是拍手，把手心拍得通红。

丰子恺奖每年都会请来一位国外图画书大师，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创作经验。这一年请的是英国的安东尼·布朗，也是我早就崇拜的人，《我爸爸》《大猩猩》《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每一本都喜欢。晚宴后，陈先生特地把他拉到我身边，让他鼓励我不断创作，并留了邮箱地址在我的本子上。

这么多年过去，我惭愧没有给安东尼先生写过一封信，但那个本子一直珍藏。而那晚陈先生的脸，我更没有忘记，那上面是希望我们在这个奖项下继续滋养成长的热盼。但我知道，办奖项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每两年一次的颁奖，频繁的推广活动，都是人力财力的消耗，它虽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赤诚之心，但首先需要的，是雄厚的资金。这要有持久的投入，也要有莫大的信心。我们没有说出担心的话，但那晚陈先生举杯而尽，让我们隐隐的不安烟消云散。丰子恺奖要一直办下去，这是多大的承诺，又让我们多么安慰。

转眼十年，从2008年7月香港教育学院的发布会到今天，丰子恺奖羽翼丰满， 去年春节前在香港，第一次去丰子恺奖组委会的办公室，像回到了家。晚上，收到一个妈妈领着三岁大的小妹妹赶来送我的唱片，说家里是做音乐的，因为喜欢《团圆》，就谱成了歌，让孩子唱了录下来，特地送来给我。听着孩子稚嫩的歌声，我一遍遍红了眼圈，哽咽得不成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