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2014年，有人找到我，说要做一个中日韩三国的绘本项目，文字由我来操刀，画家嘛——他们告诉我一个名字：徐灿。咦，好耳熟的名字！我隐约记得在第三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颁奖活动期间见过这个人。于是我找出躺在抽屉深处的名片夹，一张张飞快地翻起来，终于找到了——的确是同一个“徐灿”，某出版社美编。

当时的颁奖活动，这个叫“徐灿”的人就坐在我旁边，她正和她的一个女同事讨论着主办方发的图画书。看到她手里拿的是汤姆牛的《下雨了！》，在一旁沉默良久的我终于忍不住问她：“请问，这本书到底好在哪里？”她略带嫌弃又一脸热情地说：“我给你讲一遍哈！”于是她快速翻动书页，用一种“上课铃快响了时间来不及了”的语速，把《下雨了！》从头到尾给我讲了一遍。每页保守估计用时5秒钟。

经她这么一讲，我还真的领会了汤姆牛的创意，从此爱上了这本书。但徐灿到底长什么样，我却有点想不起来了，可能当时我正全情投入在她绘声绘色的讲演中，无暇顾及其他。我只记得我们交换了名片，我告诉她，我是一个写故事的人。所以，我对徐灿能否认出我来表示严重怀疑。

为了那个“三国”绘本，出版方组了一个饭局。远远地，徐灿走过来了，面无表情。我说我是孙玉虎，我们在丰子恺奖的活动中见过。她说我记得你。我表示惊讶。她说，我的图像（人脸？）记忆能力很强。于是我对她有了那么一丢丢崇拜。然后她拿出她画的《老鼠嫁女》，借鉴了皮影戏的造型和色彩，于是我对她的崇拜又增加了几分。

当时那个饭局上还有中西文纪子，徐灿就是经她介绍给出版方的。我那时候刚闯入图画书世界也就两年，不太懂这些人是什么来头。我只记得中西小姐有一张像福原爱一样的娃娃脸，我们在路边等车的时候，她会独自走到一边安静地抽完一支女士香烟。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个女人好酷啊。后来我才知道，中西小姐就是《荷花镇的早市》和《迷戏》的编辑。

哦，那个“三国”绘本的设定是这样的：一个小男孩，分别到中、日、韩三国旅行，从而串起三个国家的风土人情。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北京，由我来写文字。然后日本和韩国再接龙下去。出版方告诉我，这是外交部的项目，目的是为了促进中日韩三国的睦邻友好关系。等书出版之后，会邀请各国的首脑来推荐。说到这里，出版方可能自己也觉得请到各国首脑不是很现实，于是马上改口为各国首脑的夫人（韩国除外）。他说：“中国请彭丽媛，韩国请朴槿惠，日本请……哎，就请日本天皇的夫人吧。——想想看，你是中国版的文字作者，到时候你就一战成名啦！”

听着这些话，我内心冒出一万个“excuse me”，尴尬又不失礼貌地微笑着。虽然这真的是外交部托办的一个项目。

为了这个项目，我、徐灿和中西小姐，在某个周末一口气游览了故宫、中山公园、前门大栅栏。就是那一次，中西小姐带我们去了美术馆后街亮果厂胡同一家名叫“老宅院”的烤鸭店。后来“故宫—中山公园—老宅院”成了我领外地客人游览北京的经典路线，因为逛完刚好可以赶上吃午饭。那天下午我们去了大栅栏，那是我第一次去大栅栏，我们每人买了一支吴裕泰的抹茶甜筒，看了布鞋店、丝绸店、茶叶店、酱菜店、古玩店、文房四宝店，还看了在马路中央往往返返的观光小火车。

可惜，不久之后，中日韩三国的关系越发紧张起来，“三国”绘本被叫停了。我加了中西小姐的微信，却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她没有朋友圈；我倒是经常给徐灿点点赞，证明我还活在她的朋友圈里。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那个关于“三国”绘本的伟大构想。

三年之后，我在另一本图画书的版权页上看到了“中西文纪子”这个名字，那本叫《盘中餐》的书后来拿到了第五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首奖，中西小姐是特约顾问。

后来我认识了一些朋友，当我们谈到图画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们都曾参加过2013年那次丰子恺奖的颁奖活动。2013年，那是第三届。有时候我会想，为什么偏偏是第三届，而不是第一届或者第二届。

我本人是2012年开始走进图画书世界的，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跟图画书的相遇源于一次跟朋友的打赌，是偶然。实际上，也是必然。在此之前，丰子恺奖已经评选了两届。我至少看过或者听说过《团圆》《一园青菜成了精》《躲猫猫大王》。

尤其是《躲猫猫大王》，可能很多人是因为它得了丰子恺奖才知道的这本书，我不是。我很早就知道《躲猫猫大王》了，它的前身叫《小勇》。而早在2004年，我就通过文字认识了它的作者张晓玲。《小勇》只是她很小很小的一个故事，她真正的才华在她的那些数量稀少的少年小说里，比如《海啸》，比如《白鞋子》，比如《斐济的阳光》。我永远记得《海啸》的结尾，合影上的少女站在最右边，但眼睛仍在往右看，笑着，好像那里站着一个人；我永远记得《白鞋子》的结尾，女孩决定用剩下的那只白皮鞋做花盆，里面种上蒲公英，当蒲公英的种子四散飘飞，一定很好看；我还记得在《斐济的阳光》里，女孩和她的小姨，两人同盖一条薄绒毯坐在卡车后面的车斗里，星光洒在毯子上。

所以，当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图画书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了第一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征奖启事，就兴冲冲地跑到天涯博客上对张晓玲说，拿《躲猫猫大王》去参加比赛吧，你一定能赢！那是我，一个张晓玲的忠实读者，基于读了《小勇》之后做出的最庄严的判断。

△ 2009年的天涯帖子，有图有真相

后来，《躲猫猫大王》真的赢了，它成为丰子恺奖评选以来唯一的评审推荐文字创作奖。那应该就是我对丰子恺奖最初的记忆，那一年是2009年。

此后四五年间，我都离丰子恺奖很远很远，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跟丰子恺奖有什么交集，直到2013年。

那一年我的运气格外好，在同一届信谊图画书奖中拿了两个文字创作组佳作奖。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那个“三国”绘本的出版方会找我来写脚本的原因。有了得奖的鼓励，我对图画书的热情更加高涨，自然关注到了那一年丰子恺奖颁奖的消息。

实际上，第二届颁奖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了。那是2011年，正是微博最火的时候，丰子恺奖在微博上搞了一个10进5的有奖竞猜，我随便瞄了一眼，看到有人负气似的说：“我不知道谁会得奖，但我知道我不希望谁得奖。”但后来颁奖啊什么的我从来没想过要去围观，虽然地点就在北京。

那为什么偏偏2013年我就从北京吭哧吭哧跑到南京去参加丰子恺奖的活动了呢？我想除了我也开始写图画书故事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一年丰子恺奖演讲嘉宾请的是幾米。

幾米对我们八零后这代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说我们小时候也有过图画书的启蒙，那么就是来自幾米的那些所谓的“成人绘本”。在学生时代，我们会把幾米的绘本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好朋友。我记得自己“斥巨资”买的第一本幾米绘本是《月亮忘记了》。想想吧，那是2000年初，一个苏北小县城里的穷学生，居然舍得花二三十块钱去买一本只有寥寥几个字的绘本，简直了！所以，当得知我有可能见到活的幾米，可以亲耳聆听他的演讲时，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票，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那一次，幾米分享了他创作儿童图画书的心得，可谓“干货满满”。其实，幾米接受国外编辑的约稿，开始创作儿童图画书的时候，他已经大红大紫。可编辑还是会一遍又一遍地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为了说服幾米，编辑还会拍编辑部的视频发给幾米，为他加油打气。这样一来，幾米被感动了，只好乖乖地去改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创作一本图画书是多么的繁琐和复杂，此后我看过很多关于原创图画书的创作分享，无论多么反复和曲折，对我的震撼，都不及幾米分享的那一次。而且幾米是用一种幽默的方式来讲的，格外吸引人。

在这里，我必须庄严地告诉大家那几本图画书的名字：《不睡觉世界冠军》《吃掉黑暗的怪兽》《乖乖小恶魔》。

2013年那届丰子恺奖还请了另外一位演讲嘉宾：安东尼·布朗。

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像《我爸爸》《我妈妈》这类清清爽爽的作品我能够知道它们的好，可是面对诸如《隧道》《大猩猩》之类的作品我就无感了。记得那次我坐在观众席上，看着台上的安东尼·布朗讲他在作品里藏了怎样的玄机，我整个人感到非常烦躁。我从来不认为一个需要另加解释的作品是好作品，那只不过是给评论家们留一个饭碗罢了。

三年之后，我在上海看了安徒生奖50周年插画展，当我站在安东尼·布朗画的巨幅大猩猩面前，看着那纤毫毕现的一根根金色毛发，我忽然被打动了。从那一刻起，我开始放下自己的偏执，试着去理解每一个创作者的良苦用心。